从《抓特务》和《功夫女足》看社会文化变化：华夏早已是拥挤的陌生人社会

韩红为《抓特务》站台，号召2000万北京人给冯导新片“走个面”，结果被骂上热搜。韩红确实是做了20年慈善的老艺人，豆瓣评分 7.5，可电影票房目前只有1.2亿左右。

周星驰的《功夫女足》7月11日上线，专业影评人批评它炒《功夫》《少林足球》的冷饭，豆瓣6.6分，一周后降到6.5。但票房一直往上走，上映15天突破18亿，成了暑期档第一。

为什么一个1.2亿，一个18亿？为什么评分低的反而票房高，还有韩红这样口碑不差的人，一喊“走个面”就被骂得体无完肤？为什么？

我们的社会已经变了。已经不是那个讲人情、看面子的熟人社会，而是拥挤的陌生人社会。旧的文化规则失效了，新的文化还没彻底长出来，今天的华夏，正处于一种陌生人文化与熟人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。

耻感文化已经不管用了

先回顾两种文化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《菊与刀》里把东西方文化分成“罪感文化”和“耻感文化”。

1）罪感文化：道德最高裁判是个人内心和信仰。

做错事就算没人知道，自己也会内疚，会想通过忏悔、道歉、赔偿去洗刷罪恶。这种心理在今天的华夏，普通人身上已经很稀缺。

2）耻感文化：道德最高裁判是社会的眼光和人际关系。

最大的痛苦是被别人发现、被群体排斥、让家族蒙羞。如果丑事没暴露，心理压力就小；一旦曝光，耻辱感会瞬间压垮人。个人的行为对错，不仅看事务本身，还得看情境、看关系。以学生为例，在学校一套，在家里是另一套是常态。

但需要说明：这里只是解释什么是耻感文化，不是在说华夏现在还是这样。事实上，改开之后，华夏人的耻感一直在快速丧失，几乎荡然无存。做了错事的救赎，已经退化成面子处理工程，所以才会有专门的公关公司、公关部。

为什么“耻感”消失得这么快？

因为耻感文化依赖一个前提：熟人社会。过去的宗族、村落、单位、工厂，人际关系是封闭且长期的，面子、乡规民约约束力很强。看《白鹿原》就能感觉到那种氛围。

改开后，大规模城市化，几亿人涌入城市，华夏变成了彻底的陌生人社会。同一层楼的邻居，你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，了解的深度还不如一个微信网友。住户流动性大，即使老拆迁小区，老人走了，年轻人不断租进来，邻里关系和菜市场没有多大区别。在这种匿名化的环境里，“别人怎么看我”的成本降到了几乎为零，传统耻感的外部约束自然失效。

那今天是什么文化？极端的功利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

现在的华夏，既不是耻感文化，也不是罪感文化。宗族和儒家的束缚早就没了，女性解放了；受西方契约和合同模式的影响，个人主义也觉醒了，觉得一切都可以用钱买、用合同约束。但这里头的个人主义，没有公民责任意识做底子，也没有普遍的统一信仰，而是变成了彻底的功利性个人主义。

大多数人只顾奔波挣钱糊口，很少意识到自己对所在城市有权利、有公民责任。少数开明分子即使开口了，也常因为没有响应而心寒。

金钱至上是怎么来的？

传统的大家族保障和单位保障双双退场以后，人被直接抛进了高度竞争的市场。在缺少其他绝对信仰和完善的安全网时，“搞钱”成了最直接、最能提供现实安全感和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。

这不是华夏人本性丑恶，而是在激烈竞争里被动寻求安全感的路径。2000年后大都市里出现的炒房热，主流群体并不是专业炒家，而是缺乏安全感的普通老百姓。他们积极买房、买股票、买黄金，和存款是同一个心理。

为什么只剩下民族大义？

当农村的家族、城市的单位逐渐虚化后，人对宏大归属感的渴望并没消失。

建国后的前三十年，那会儿的人为什么“傻”，为什么那么多的雷锋？因为那时到处都有强烈的归属感：在农村，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，出了事有集体，病了有医疗，上学有学校；城市里单位、工厂包了一切。人一出生就大概知道自己和哪个地方绑在一起，没有跳槽、投简历这回事。

现在呢？BOSS直聘在2020–2025年间，营收从19.4亿飙升到82.68亿，五年近四倍，2026年初月活达到7200万。一个整天恓惶、整日奔波的民族，怎么可能对宗亲、对邻居有深切的依赖和感情？对单位更不可能有感情，单位只是一个用劳动力换钱的劳务市场。

在这种一切都在流动的环境里，唯一还能共同认同的，就是“我们是华夏人”。在一致对外这一点上，是目前仅剩的豪情，也因此每次洪灾地震，就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景——每一个在民族大义上不计回报的英雄，其实都是在归属感上极限挣扎的痛苦个人。

内耗从哪里来？

极度功利主义之下，一切都被放到“投入产出比”的天平上称。社会默认的提问都是：“这能变现吗？”“这能带来流量吗？”“这有用吗？”可人最深的满足感，往往来自那些“无用之用”，比如一段开源代码，一部小说，一枚印章——这些都需要极大的耐心、时间和敬畏。

内耗就产生于此：你的内心在追求“道”和“美”，周遭的系统却逼迫你交出“绩效”和“转化”。当社会把经济周期、结构性不平等、时代红利消退造成的巨大压力，全部转化成“你不够努力、你认知不够、你没抓住风口”的个人攻击时，个体面对时代洪流本就无力，还要反复自我攻击，这是现代聪明人不断精神内耗、自己抽干自己精神能量最快的方式。

00后早就看穿了这套游戏

1）他们拒绝情感绑架。职场上的00后喜欢“整顿职场”“反PUA”，两性关系里AA制婚姻、丁克婚姻越来越多。看似斤斤计较，其实是最诚实、活得最明白的。

2）他们圈地自萌。宏大叙事失效，就转向极度细分的微观领域，二次元、周边、电竞或冷门技术，愿意在里面投入惊人的热情、时间和金钱。

3）盛行“搭子文化”。饭搭子、学习搭子、项目搭子，用特定场景的高密度、轻量级连接取代沉重复杂的人情往来。

4）拒绝画饼，只看当下利益。对不能立刻变现的空头承诺嗤之以鼻，但对具体且确定的工匠技艺反而有极大耐心。

这些不是躺平，是在高压环境里非常聪明、高度自洽的自我保护机制。

回到开头那两部电影，为何票房一高一低？

韩红的翻车，是因为她在“反内耗”的现代商业社会里，错误调用了一套熟人社会的旧法则。“走个面”背后的潜台词是“看我的面子，你得履行社会人情义务”，这是边界不清的情感勒索。当代年轻人，我可以为电影好看买单，但绝不会因为某位大佬需要面子——哪怕他备受尊敬也不行。

《功夫女足》里只有搞笑、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。女足姑娘不为峨眉派的荣誉而战，但里面有大和与梨花的暗讽。观众买票不是给周星驰面子，而是一场公平交易：我用票钱换一个半小时的确定性快乐和情怀按摩。这正是一码归一码的契约边界感。

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永远在被系统毒打、在夹缝里死磕，这种底层叙事，天然契合今天在结构性内耗中挣扎的个体心理。

怎么重建信任和信仰？

我们今天缺少的是信任和信仰。旧的宗族、封建束缚不可能再拿回来，也不该拿回来。我们该注入什么样的新约束？比如婚姻关系里，“妻为夫纲”不会再有了，两人关系靠什么维持？

我提几点思考，不当之处，请多批评。

1）加强已有的契约精神

商鞅徙木立信仍未过时，社会网络需要建立在清晰的法治规则、透明的协作和对等尊严上。不谈虚伪的人情，只谈真实的价值交换。

2）允许自由打造精神孤岛

喜欢篆刻的，允许他们集会、自由讨论和出版，共同体悟吴昌硕、齐白石那种古拙的金石气韵。用精神孤岛代替原来的集体、单位和工厂，为人提供归属感。

3）把“人”当目的，而不是生产工具

抛弃把人物化成资源的功利视角，也抛弃以公司为家的伪善哲学。建立人人都是自由职业的大社会，社会是真正的大雇主。具体设想：政府像一个劳动力淘宝平台，企业发布需求、交纳押金，个人直接向政府平台交付劳动成果并领取报酬。关于劳动成果，建立统一公正的评判标准，哪怕标准不完善，但执行必须绝对公平。

4）鼓励长期主义

在一个只看短期报表的社会里，最稀缺的就是耐心。愿意花数月优化一个C语言类库，或者静心打磨一部小说，这种对底层逻辑的敬畏和技艺坚守本身就有价值，应该得到鼓励和补贴。

5）文化先行，鼓励创造前沿文化

鼓励创建新思想的著作、刊物，并侧重给予流量。文化不是一味迎合，不是读者喜欢什么就使劲推什么。每一个有民族大义的企业，都应该响应前沿文化号召，引导人民共建良好文化。

社会已经变了。我们既不是耻感文化，也不是罪感文化。这不是民族不优秀、素质下降了，而是文化的底座被时代换掉了。唯一还能凝聚我们的，是那种朴素的民族大义和渴望安全感的个人奋斗挣扎。把这一切看清楚，才可能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。

2026年07月26日